配资:同花配资官网-金融人·事｜金融副省长更迭与使命变迁

界面新闻记者 | 杨志锦

3月25日 ，广东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经表决
，决定任命李运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

李运此前在国有大行工作了24年，这是他首次到地方政府工作
。到地方政府任职后 ，像李运这样长期在金融系统工作的官员被称为“金融副省长”（直辖市称副市长，自治区称副主席
，以下统称副省长）。

据界面新闻记者统计，上世纪90年代金融副省长就开始出现 ，截至目前一共产生了45位金融副省长
，其中四分之三（34位）在2016年以后产生 。

2016年后，几乎每年都有金融官员派往地方任职 ，省级领导班子配备熟悉金融的副省长渐成一种制度化安排。与此同时
，一部分金融副省长陆续重回金融系统，有的甚至成为金融监管部门的一把手 ，中央金融部门与省级地方政府的双向交流常态化
。

金融副省长日趋成为人们关注的群体
，他们不仅在当地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对金融市场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他们是如何进入省级领导班子的 ，又是如何回到金融系统的
，这背后和中国金融系统的变革有哪些关联？他们又肩负哪些使命，在金融风险化解、金融改革中扮演什么角色？

金融分权与集权

我国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始终是治理体系的核心命题 。如何在两者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 ，对中国的平稳发展十分重要
。金融副省长的遴选 、更替也体现出了中国特色的中央和地方关系。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金融事权高度集中在中央 。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从放权让利开始
，金融体系改革也遵循了这一思路：人民银行以及开始独立或恢复重建的四大国有银行均采取总行和地方政府双重领导的模式，业务上主要以总行领导为主 ，党务工作则以地方领导为主
。

在相对强势的地方政府面前
，人民银行
、国有大行的省级分行不得不配合地方政府的金融诉求，积极向总行争取信贷指标 ，某种程度上演变成省级政府的组成部门。

省级政府部门一把手级别为正厅级
，他们中的一些会进一步升任副省长等副省级干部 。在上世纪90年代前期也出现过国有大行省级分行行长升任所在省份副省长的案例
。

1993年，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福建省希望能配备一个熟悉金融、精通外语的领导干部 ，时任中行福建省分行行长的刘明康进入了有关领导的视野。是年1月
，刘明康走马上任福建省副省长，主管经济金融以及基建工作 。另外一个案例则是姚中民 ，是年4月
，他由建行河南省分行行长升任河南省副省长
。

一年后，国家开发银行组建 ，刘明康和姚中民双双出任国开行副行长。当时的国开行为正部级，担任副行长的他们仍为副省部级干部 。若干年后
，刘明康升任原银监会主席，而姚中民则在国开行任上踯躅 ，2016年退休三年后黯然落马。

刘明康和姚中民是最早的金融副省长
，具有与众不多的特点：唯二由金融副省长调任国有大行副行长的金融干部，唯二由国有大行省分行行长调任副省长的金融干部
。

此后再无此类案例。究其原因 ，金融分权在初期推动了经济发展
，但金融分权下的信贷膨胀引发了1994年的高通胀，对宏观调控形成干扰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 ，金融资源配置权力被全面上收
。

一是推动国有大行公司化 、股份化改造
，强化总行对分行的业务管理；二是推动人民银行设立跨省的大区分行；三是成立中央金融工委，对中央金融系统党的工作实行垂直领导 ，彻底独立于地方政府和党委；四是陆续设置专门的监管机构证监会、保监会和银监会
，履行对金融机构监管职责。

不过，中央也向地方让渡了一部分金融管理权限 。一方面 ，将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如城商行
、农信系统等）的党务工作交由地方管理
。一些省级地方法人金融机构为正厅级单位，但省级法人金融机构的体量有限
，它们的掌舵者也很难直接升任副省长。

比如陈云贤长期在广发银行和广发证券工作，担任过广发银行副行长、广发证券董事长等职 ，后在佛山市副市长 、市长
、市委书记等职务上历练后才在2011年出任广东省副省长 。

另一方面
，省级金融办被赋予一定的监管权
。2017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地方政府要在坚持金融管理主要是中央事权的前提下 ，按照中央统一规则
，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

此后，省级金融办由省政府直属事业单位调整为省政府直属机构 ，加挂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牌子
，负责对7+4类金融机构的监管，其行政级别为正厅级 。和省级财政厅厅长、省级发改委主任升任副省长等一样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升任副省长具备了可能
。

2022年11月
，浙江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张雁云出任浙江省副省长，开创了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负责人升任金融副省长的先河。2023年上海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解冬 、江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韦秀长也被拔擢为金融副省长 ，分别出任上海市副市长
、西藏自治区副主席 。这些调任显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重要性在上升。

从“金改 ”到“化险
”

前述几人在出任金融副省长之前均担任省级政府相关部门一把手或地级市主要负责人，出任金融副省长可视为在地方政府层面选拔干部
，而更多的金融副省长则来自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交流
。

根据党政干部选拔、交流的相关规定，省部级干部可以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交流任职。例如 ，中央机关的领导干部可以到地方担任省级领导职务
，地方省级领导干部也可以到中央机关任职，这种交流方式有助于干部在不同层级和领域积累经验 。

金融集权后 ，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如一行三会）及中央金融企业（如国有大行）通过垂直管理体系强化了自上而下的控制——总部对分支机构的人事 、经营
、财务拥有绝对话语权
。中央金融机构总部的正职、副职属于中管干部
，省级政府的正职 、副职也属于中管干部，但二者分属不同的系统。

中央金融部门与地方政府的交流任职早已开始 。据界面新闻记者梳理 ，在1998年-2015年之间共有7位中央金融部门官员调任地方出任副省长
，他们赴任地方主要是为了推动地方金融改革
。

2007年，证监会副主席屠光绍空降上海出任副市长 ，其任务之一为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2014年
，原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出任天津市副市长，负责天津自贸区等金融领域扩大开放的改革任务。

这时期的金融副省长只是零星出现 ，但自2016年开始，每年均有中央金融部门官员调任地方
，金融副省长呈现密集增加态势，截至目前共有31个案例 。

究其原因 ，中国金融业积累的风险开始陆续显现：P2P暴雷
，债券违约常态化，地方债务不断膨胀 ，地方金融机构
、房地产风险事件时常出现等等
。中央提出要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
，这亟需有专业能力和市场经验的金融专家参与。

此时金融副省长的调动也呈现出新特点：

一是金融副省长渐成制度化安排 。虽然金融副省长不断调入调出，但配备金融副省长的省份占比一直保持在半数以上 ，这意味着在大多数省份的领导班子中始终有金融专业的干部
。

2017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
，要增强党领导金融工作能力，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金融知识学习。要大力培养、选拔 、使用政治过硬、作风优良
、业务精通的金融人才 ，特别是要注意培养金融高端人才
，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 。

早在本世纪初人民银行就编写了《领导干部金融知识读本》一书，成为普及金融知识的重要教材。现在通过金融副省长的常态化安排 ，省级领导班子知识、专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

据界面新闻记者统计，这31位金融副省长所学专业大多为经济 、金融
、管理类
，和金融工作十分对口。他们中的19位还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不含在职），占比超过六成 ，具有深厚的经济金融理论功底 。毕业后他们在金融系统工作了10余年甚至30余年
，对金融实务十分熟悉
。

他们中的一部分还有出国学习和工作的经历，这不仅拓宽了他们的国际视野 ，更使其在跨文化沟通、多元思维和全球化问题解决方面积累了独特优势。

二是国有大行副行长成为金融副省长的最大遴选池 。据界面新闻记者统计
，在出任副省长之前担任国有大行（包括三家政策性银行）副行长的为21人，占比高达三分之二
。这些大行总行副行长几乎都担任过省级分行行长。换言之 ，省级分行行长是成为大行总行副行长的必经之路 。

李运更是如此
。他武汉大学博士毕业之后即进入农行总行工作
，先后在研究室 、战略规划部
、资产负债管理部工作了17年，2017年由总行部门负责人调任贵州省分行行长 ，2021年9月跨行出任建行副行长
，直至此番履新。

其次，来自于中央金融监管部门的人数为7人 ，其中央行系统（含外汇局）、金融监管总局（含原银监会 、原银保监会）
、证监会分别为3人、1人 、3人 。此外，还有3人来自其他金融央企（中信集团
、光大集团及中投公司）
。

三是更多的金融副省长兼任省委常委。在2016年以前
，仅有两位金融副省长出任省委常委，但2016年后明显增多 。截至目前 ，担任过省委常委的金融副省长已达19位
，占比超过六成。这使得他们能更好地统筹省内资源化解各类金融风险
。

过去几年，地方政府债务及国企债券违约风险可能是金融副省长需要应对的首要风险。2020年10月永煤债券违约让地方政府意识到必须维护好区域信用 ，因为省内国企债券违约不止影响一城一地
，全省国企的再融资都会变得异常困难 。

这一重任就落到金融副省长肩上，他们就像一个省份的CFO ，需要通过专业的“路演”去说服机构投资者
。近年来贵州、山西 、天津等省份陆续召开债券投资者恳谈会
，当地金融副省长亲自带队出席，直面投资者的质疑 ，对提振当地区域信用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比如天津市2021年6月召开债券市场投资人恳谈会
，时任副市长康义出席并作主题宣讲 。康义有着丰富的金融业从业经历，他曾在建行工作了20多年 ，2016年11月出任农行副行长，一年多后调任天津市副市长
。

在恳谈会上
，康义以详实的数据讲解天津经济发展、债券风险防范等情况。康义表示，天津将健全完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考核体系 ，对公开市场债券违约风险防范化解不力
、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人员
，一追到底、终生问责 。

他的回应切中市场痛点，一定程度上打消了金融机构的顾虑
。市场还认为 ，金融副省长可利用其在中央金融单位工作过的优势和资源应对风险挑战。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它们希望向中央争取支持，比如向国家发改委争取重大项目落地 ，向财政部争取更多的转移支付资金 、地方债额度等 。相比而言
，金融资源更加市场化，资金会流向收益更高的地区 ，但仍有一定的争取空间
。近年来
，各省纷纷与中央金融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有的国有大行还会承诺未来几年向某省提供几万亿的授信。金融副省长在其中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经常作为地方政府代表签署合作协议 。

回归

在学术界，从事金融监管的官员也被称为技术性官员。所谓技术性官员
，指凭借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从事管理工作或提供专业建议的官员，他们通常专注于某一特定领域如金融
、科技、医疗等 ，并通过技术手段和专业知识来推动政策的制定 、执行和监督
。

长期以来
，金融高层官员人选的来源高度依赖于金融部门输送，具有较高的专业门槛。以金融监管部门（当前是一行一局一会 ，之前是一行三会或一行两会）一把手为例
，其遴选池一般为国有大行一把手（股改前为行长，股改后为董事长）或央行副行长 。

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中 ，过往一般会有9人左右入选
，包括4人左右的中央委员（一行三会一把手）及5人左右的候补委员（四大行及国开行董事长）
。而随着金融副省长的增多，具有长期金融从业经历的委员明显增加：在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中 ，这一数字增至18人
，其中中央委员2人，候补委员16人。

在此背景下 ，金融副省长出任金融监管部门一把手具备了可能，这类案例在近两年已开始出现 。

2023年5月
，四川省副省长李云泽调任金融监管总局局长
。李云泽1993年毕业后进入建行工作
、至建行重庆市分行行长，2016年出任工行总行副行长 ，2018年9月调任四川省副省长。

金融监管总局于2023年5月挂牌成立
，其前身为银保监会及银监会、保监会 。保监会 、银监会均经历三任主席，其来源包括大行一把手（两位）
、证监会主席（一位）、大型险企董事长等
。

2017年2月 ，山东省省长郭树清调任原银监会主席
，后又成为原银保监会唯一一任主席。不过郭树清的调动属于平级调动（均为省部级），而李云泽则实现了副省部级至省部级的跨越 。

曾担任金融副省长的吴清也实现这一跨越
。吴清和李云泽在地方上都当选常委 ，并在2022年10月当选第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不同的是
，吴清长期在证监会系统工作，2018年由上交所理事长调任上海市副市长 ，后转任上海市委副书记
，2024年2月就任证监会主席，成为首位没有银行或央行系统工作经验的证监会主席 。

在此之前 ，成立于1992年的证监会一共经历九位主席。他们长期在央行系统或者银行系统工作，大多从大行董事长或行长任上调任
。

目前尚无金融副省长出任人民银行行长的案例。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初步建立中央银行调控框架以来
，中国央行历经四任行长，其中三位由央行副行长转任 ，一位由证监会主席调任 。他们长期在央行等金融系统工作
，具备深厚的经济金融理论功底 、扎实的学术研究能力和优秀的海外市场沟通能力，使得中国央行的专业性及国际地位明显提升
。

与此同时 ，近年来金融副省长更加频繁地出任大行董事长或行长。作为金融监管干部后备军
，过往大行董事长一般由大行行长调任，行长一般由本行副行长接任 ，现在也有了新的候选池 。

比如今年2月海南省副省长陈怀宇调任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2023年4月河北省副省长葛海蛟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2023年5月贵州省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谭炯上任国开行行长，2019年12月江苏省副省长王江就任中行行长 ，2019年3月重庆市副市长刘桂平接任建行行长
。

六大国有商业银行及三大政策性银行在中国金融业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是国家金融安全的战略支柱。2023年九大行总资产220万亿，占银行业总资产的53% ，占金融业总资产的48% 。除此之外，中信集团、光大集团 、中国人保等几家大型保险公司
，也是重要的金融央企
。

金融副省长也开始调往这些机构。今年初云南省副省长王浩调任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董事长，去年末安徽省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丁向群就任中国人保董事长 。除此之外 ，金融副省长还向其他财经部门输送干部
，如2022年3月康义出任国家统计局局长
。

这些变化意味着，金融副省长丰富了金融部门
、财经部门高级官员的遴选池。相比只在金融系统工作的干部而言 ，在地方工作过的金融副省长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得到提升
，视野更宽，重回金融系统时 ，可以在深刻了解地方思路的基础上
，更有针对性地防控、处置金融风险，把握改革节奏 。

如郭树清从贵州省副省长调至央行副行长 ，后进一步调任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。2005年9月
，他在建行董事长任上出版了《在过剩与贫穷之间》一书，该书收集了郭树清担任贵州省副省长 、央行副行长
、外管局局长期间的一些论文、报告 、讲话 ，涉及宏观调控
、经济改革、贵州经济发展等方面内容
。

当时在国研中心担任研究员的巴曙松如是作出书评：“这使得作者能够从地方管理到国家宏观调控，从贫穷 、短缺到富裕
、过剩
，以及从国内到国际，以一种相对宽阔而且现实的视野 ，来系统地考察和思索转型期的中国问题
，并以务实的精神去解决所面对的现实问题。 ”

这些变化还与新时期金融工作的新要求有关——金融工作从注重专业性转变为注重政治性、人民性 、专业性，要在践行政治性
、人民性的基础上提升专业性 。

2017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 ，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
。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要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地方历练是金融官员成长的重要环节，这不仅进一步提升了其专业能力 ，还强化了其政治性和人民性 。

正如刘桂平2019年3月在建行业绩发布时所说：“我是27年的金融工作经历
，其中25年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最近3年在政府 ，分管的也是金融
。虽然刚加入到建行
，但要说我也算金融界的老人。27年的工作经历让我明白，应该坚持服务国家战略 、服务实体经济 。”